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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瀛学思︱如何创造历史 ——《到芬兰车站》读后感
2017-04-11

    编者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有一群年轻学子,他们朝气蓬勃、思想活跃,他们喜爱阅读、勤于思考,他们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博士生、硕士生。尽管他们现在还默默无闻,但他们将会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承者、传播者、弘扬者;或许他们的文字还显得稚嫩,但他们将会是时代智慧的记录者、书写者、创造者。从本学期起,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将不定期推出我院博、硕士研究生的读书笔记、理论习作、学习体会等文章,期盼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和理论大家的指导。

    作者简介:荣国卿,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一学生,专业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他在“唯物史观研究”课程学习中的读书感悟。

如何创造历史 

——《到芬兰车站》读后感

    《到芬兰车站》是美国著名评论家、作家埃德蒙·威尔逊的代表作,叙述了社会主义的观念是怎样一路由西向东旅行的。全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米什莱写到法郎士,主要描述如何写作历史;第二部分从巴贝夫一直写到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描述怎样从写作历史再到创造历史;第三部分写列宁和托洛茨基,描述如何进行历史的行动。

    历史有两重含义:第一历史和第二历史。第一历史即过去发生的事实,第二历史指记录和处理这些事实的文本。威尔逊将本书分为写作历史、写作历史到创造历史、历史的行动三部分,不仅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这个重要发展阶段形成的记述,同样也是人类处理历史文本、投身历史行动的一个缩影。

    一、如何写作历史

    《到芬兰车站》的第一部分,威尔逊从维柯到米什莱、勒南、丹纳这些历史学家的撰述入手,通过描述他们的个人经历、社会背景,透视他们如何理解历史事实,导致了处理历史文本的特定方式。

(本书作者:埃德蒙·威尔逊)

    作者在第一部分花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描述了米什莱如何写作历史。其实这也是作者通过描写米什莱来表达自己写作历史的方法以及态度。米什莱“所撰写的历史充满了曲折的色彩,甚至还讲究文字修辞”,但“他的基本态度是绝对写实的,而不是浪漫的”,“他的研究立场乃是以理性为出发点”。在读完全书之后,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作者埃德蒙·威尔逊在写作本书时同样以写实、理性的态度,撰写了一段段充满曲折色彩的历史。

    但模仿米什莱的写作方式就是威尔逊描写米什莱的目的吗?

    正如第一章的标题所写: “米什莱发现了维柯”,同样的,威尔逊也发现了米什莱。米什莱批判地继承了维柯,他“身上带着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形成自己的一套看法,法国大革命传统的理想主义重新在心中唤起,和维柯的理论紧紧结合在一起”。

    作者威尔逊更进了一步,将米什莱的优点与自己的创新结合起来。他在第五章末尾提出:“要创造什么?要如何去创造呢?米什莱无法告诉我们,他的智慧光芒早已隐没在他那朦胧而又辛辣的华丽文体之中了”。他认识到米什莱只注重文本写作而不重视行动,于是他把米什莱写作历史的方法、态度和改变世界的行动紧紧结合在一起,于是有了这本《到芬兰车站》。

    行动意义重大,那是否说明写作没有意义呢?也不能这么理解。历史写作的意义在于指导行动,这种理念早在中国古代史学家那里就有了体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写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也是因为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得名。

    所以,历史写作的问题核心不在于要不要写,而在于怎么写。

    《史记》中记载伊尹放太甲的故事是这样描述的:“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儒家经典《孟子》、《左传》关于此事的记载与此大体无异。

    而同样的故事,其发展、结局在《竹书纪年》中的记载却截然相反:“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竹书纪年》由于长埋于地下,未经秦代焚书,可靠性较后世史书更高。儒家学派为了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对历史做了截然相反的记述,这使得我们认清历史真相、研究历史发展趋势变得更难。

(伊尹放太甲)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并非没有道理,而这里的“历史”指的是第二历史,它表明,第一历史与第二历史之间其实并不完全重合,而是存在一定的偏差的。这种偏差归根结底是真实与虚构的矛盾。理解了这对矛盾,我们也就明白如何写作历史了。

    《未来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指出:“文字也让人类习惯了通过抽象符号的调节来体验现实,于是更容易相信这样的虚构实体确实存在。”他认为,文字的作用在于他能够使人类组织起一个庞大的、有效的社会网络,有利于政府、宗教等组织的统治。

    现在,体验现实的方式已经不仅仅是文字了,留声机、胶片、VR的发明使得模拟现实的技术越来越强大。但是,无论虚构的技术如何强大,终究只是虚构的,我们关注的应该是这些虚构的信息背后所反映的现实。虚拟信息只有回归现实才能发挥它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当虚构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可能现实会暂时屈服于虚构,但从长期看,现实必将突破虚构的束缚。

    第二历史与第一历史的关系其实就是虚构与真实关系在历史方面的体现。辩证思维的方法要求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也是辩证思维的根本原则。所以,在进行历史记录、历史写作过程中,必须真实、全面、深入地记录历史。

    真实地写作,即不篡改历史,不主观臆断,尊重历史事实。

    全面地写作,即多角度描写、评价历史,以免受众盲人摸象。

    深入地写作,即不拘泥于历史,从历史中看到其背后的发展规律。只有发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理论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否则,历史的写作将失去其根本意义。

    二、如何进行历史行动

    作者威尔逊多次引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最着迷的是行动,毕竟,写作历史的目的还是为了行动。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行动呢?

    威尔逊在第十八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创造历史》中写道:“他(马克思)要做的正是要劳工阶级明白,他们必须研究历史进程,要注意潮流并判断处境,总之,他要他们相信,他们需要的不是福音传道,而是实际行动的政治才能”。

    这是历史寄托在马克思身上的革命性任务。以往的起义、工农运动往往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要么是起义者在夺取胜利之后没有丝毫的改革,要么是改革者凭空设计一套不切实际的理论,最终走向失败。

    比如书中提到,巴枯宁曾经寄予厚望的意大利、捷克和波兰,并非真正的革命,他们只是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并没有牵涉到任何社会改革行动。作者将之称为“爱国主义式的叛乱”。

    还有一些理想主义者不了解社会变迁的真正机制,只能凭空设计一套制度与当时的制度相对抗。19世纪20年代欧文在美国进行的 “新和谐移民区”试验以及1835年前后出现在英法两地的社会主义运动即属于此类。由于社区试验的失败,欧文甚至“感到人类前途实在已经没什么指望,他最后竟转而相信超自然的神灵力量”。

    再举两个中国的例子。秦末大泽乡起义虽然打击了秦朝的统治,但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即表明起义军仅仅是想成为新的专制统治者而已,其中并没有任何社会改革的因素,即使起义最终成功也只能使国家进入王朝迭代的历史循环。

    再如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虽有《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作为指导,但《天朝田亩制度》仅仅是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绝对平均分配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文件,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也因不存在实现的客观条件而无法落实。农民运动的局限性根本上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无法成功。

(太平天国运动)

    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使得社会和个体产生了各种悲剧。那么,如果有科学的理论指导革命就一定能够成功吗?

    如果行动者对待理论就像对待教条一样,那么行动就只能走向失败。须知科学的理论也是从实践当中分析、归纳、总结而来,如果不能灵活对待,再科学的理论也只能成为新的宗教,继续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这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有什么区别呢?

   “向历史认同”的列宁到达了芬兰车站,而“要历史认同”的托洛茨基“最后只得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写入他的作品之中”。所以,灵活地对待理论,在实践中检验、发展真理才是科学的态度。

综上,只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并将理论灵活地运用于实践,才能有效地行动。

    三、如何书写中国历史

    在归纳了历史写作及行动的一般规律后,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演绎,书写中国历史,在行动中实现中国梦。

    首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不仅仅是为了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同时也是保障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是为了走向共同富裕,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我们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将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心。如果将工作重心放到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上来,那我们只能重蹈“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覆辙。

    发展经济也是保障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果连饭都吃不饱,谁还会谈文化呢?而且强大的经济实力也是中华文化免于被外来文化侵蚀的保障。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实力大增,并通过扩展殖民地进行资本扩张。与此同时,西方的文化伴随着殖民扩张在全世界发扬,这种文化将西方置于文明的中心,而西方之外的地区成了半开化、野蛮的地区。日本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理论、中国近代康有为的“改良人种”理论均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而仅仅是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当马可波罗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传入欧洲时,西方的基督徒还认为中国是《圣经》中所说的“伊斯兰更东的文明”,中国历史上的“大禹治水”就是《圣经》中的大洪水,而汉语是人类建立巴别塔之前的共同语言。

    所以我们学习历史也是为了深入地了解中国为什么在近代遭受屈辱以及如何摆脱这样的屈辱。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迷茫,就不会在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当中挣扎、徘徊。

    其次,我们要在全球范围内发扬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在全世界传播,但越来越多的黑天鹅事件、战争以及恐怖袭击的发生预示着西方文化的式微。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注意中国、了解中国、学习中国,我们也应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输出中国优秀文化。

    当然,我们在输出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方式方法,既要将中华文化的精华输送出去,不使其流于表象,也要尊重他国,不搞文化殖民,我们经历过的苦难一定不能输出他国。

    历史是人民的历史,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能使我国早日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延伸阅读:

   《到芬兰车站》

   作者:  埃德蒙·威尔逊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
   原作名: To the Finland Station: A     Study in the Writing and Acting of History
   译者:  刘森尧 
   出版年: 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