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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占文:中国人为什么接受马克思主义:发生学的再思考
2017-04-05

      编者按:为了增进与全国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之间的学术交流,本栏目将不定期推出我院教师和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本期推出的尹占文老师的《中国人为什么接受马克思主义:发生学的思考》于2016年荣获山西省第九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尹占文,男,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西大学中国史科研流动站博士后。目前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理论与基本问题研究。论文《中国人为什么接受马克思主义:发生学的再思考》发表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3期(2014年6月),同年被人大复印资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第8期全文转载,被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干部学习网、华夏网、中华书局-灿然书屋网全文转载,华夏网和《中共党史研究》作为栏目文章重点推荐,2016年荣获山西省第九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内容提要]当前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儒家传统的大同思想在价值追求上的契合或融通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铺垫。事实上,这个常识性推断存在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双重漏洞。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中“求变”思维的契合。中国共产党秉承“弱者逻辑”,整合“求变”思维并在实践中成功地实现了与下层民众的思维同构,从而使“求变”思维发展为迫切改变生存现状的强烈冲动和革命行动。因此,发生学意义上“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思想变革,“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为本文的基本观点提供了逻辑验证。

  [关键词]求变思维 发生学 弱者逻辑 农民革命

  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一个民族多数情况下是依赖文化“铺垫”、思想“契合点”或理论“可通约性”有选择性地接受外来文化,否则就会“水土不服”。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就在于这是一种经过人民的实践选择和广泛接受而形成的外生契合型理论,而发生学意义上“中国人为什么接受马克思主义”是解释这一理论形成的关键。为明确问题指向,本文中“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含义是指:早期的先进分子和后来的广大群众能够普遍认同中国革命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革命运动和斗争实践。

一、一个常识性推断的逻辑漏洞与本文的基本观点

  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到:“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才发生了迅速的改变。但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会这样迅速和忠挚地首先被中国知识分子而后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所信仰?这便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1]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当前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大同社会理想存在价值追求上的契合或融通,这种相通性、相容性或相融性[2]使得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心理上的共鸣,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外来文化的隔阂与抵触。事实上,这个常识性推断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漏洞。

  理论上的逻辑漏洞。历史上儒学被定于一尊后,就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实行专制统治的文化资源与理论支柱,长期以来被尊为“官学”和“显学”就意味着儒学在性质上是一种执政文化,特别是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后,颁布政令“尊孔崇儒”为“复辟帝制”鸣锣开道,更是凸显了儒家学说被专制统治所利用的政治本色。而马克思主义就本质而言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发展到创新,始终贯穿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3]近代中国,这个“旧世界”在文化形态上就表现为以儒家学说为主的封建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批判中国传统思想“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惟抵抗之力,从根断矣”;[4]科学、民主思想与“孔教”“不可相容,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5]一代文学巨匠鲁迅更是以“吃人礼教”来揭示封建传统文化的本质。“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马克思主义把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和对现实世界的批判结合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孔孟儒学被视为落后甚至反动的“封建”意识形态而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则充当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决裂、打倒孔孟之道的武器。[6]显然,在理论本性和社会功能上,二者不可相容,也无法相容。

  实践上的逻辑漏洞。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以“仁”为根据的“内圣之学”和以“礼”为基础的“外王之术”,内化伦理和外化实践相互映衬,旨在构建“上下有等、高低有差、贵贱有别”的社会秩序和维护“纲常伦理”的行为规范。因此,崇尚儒家学说和维护等级秩序互为表里、相互渗透,儒家学说有利于从伦理的角度来维护统治阶级的现存秩序。按此逻辑,以儒家学说为思想底色的中国人应该更倾向于维护现存等级秩序和接受一些儒化的言论,对反传统的革命思想和行动抱以冷漠、排斥甚至敌视、打压的态度。但事实上,中国人民既没有认可袁世凯的“尊孔崇儒”行径,保守派“企图将孔教作为国教而载入宪法”的图谋最终也没有实现。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极力儒化“三民主义”,发动“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和“力行哲学”强化党治文化,独断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思想文化上的尊孔复古,围剿国统区的共产主义革命文化,其真实目的就是要国民服从和维护国民党统治下的现存秩序。但最终事与愿违,中国人民不但没有“被儒化”,反而是坚持了一种强烈的反传统态度,最终依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显然,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民在实践中还是没有沿袭“传统的反革命路径”而是选择了“反传统的革命路径”去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

  另外,有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说”不是源自儒家思想而是墨家思想。在字面上,“大同”虽出自儒家经典文本《礼运》,但是一些正统儒家大都否认大同学说是儒家思想。相反,治墨学者大多认为,在义理上,“大同”与儒家思想的“差爱”、“礼让”相差甚远,倒是与墨家思想中的“兼爱”、“尚贤”、“尚同”、“三相”(有力相劳、有财相分、有道相教)等如出一辙。[7]张荫麟先生甚至明确指出:所谓“大同”的观念及儒家讲政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见于战国末年作的“礼运篇”中者,实以墨家言为蓝本。[8]蔡尚思、吕振羽、李泽厚、张岱年等诸多大师也都认为大同说源于墨家。

  由此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家传统思想在价值追求上的契合。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中国人广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很好地化解了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的“水土不服”呢?本文提出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中“求变”思维的契合。

  从思想资源来看,《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和土壤,《易经》中的阴阳思维对塑造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思维习惯起到了关键作用。田辰山先生认为,《易经》里就已建立起来的一种“通变”思维,是影响中国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强大思维倾向。[9]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纲要》中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皆可援易以为说”。引“易道”“以为说”,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不同的思想派别,早在先秦时就成型并定格了以“仕者儒、隐者道、劳者墨”为主的民族文化格局。

  从历史发展来看,春秋战国时的“儒墨显学”[10]主要是由于儒、墨直接代表封建社会的二元主体结构。儒家发挥“通变”思维并进一步伦理化和秩序化为“乾贵坤贱、男尊女卑、君统臣顺”的纲常伦理,成为统治阶级的文化形式;而墨子曾受教孔门,后自创教义,成墨家学派。因相近而区分,墨家乃“劳工学派”[11]的代表,把“通变”思维应用于“均贫富”等改变劳动者生存境遇的斗争实践中,成为劳农阶级的文化形式。儒家思想的文化导向为执政和保守,墨家思想的文化导向为反抗和革命。尽管墨家在秦汉后“销声匿迹”,但是劳动群众的“集体无意识”中深深地埋藏着一份难以化解的“平民主义”情结,当统治阶级严重危及到生存问题时,类似“均贫富、等贵贱”等潜伏在民间的墨家思想就会唤起底层农民的反抗意识。李泽厚先生也认为,墨家传统并未消失,它以各种不同形态出现在农民起义和儒学异端中。[12]从这一点来说,《易经》中的“通变”思维经墨家发挥就成为一定历史阶段和社会现实中的“求变”思维。(“求变”思维意在对“通变”思维的积极发挥)因此,历史上反映农民利益的思想学派莫过于墨家,墨家所代表的底层民众的“求变”思维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反复出现的农民起义。

  近代以来,清末政象外患纷乘、内政腐败,“追求变革”是势之所趋、民之所向。梁启超曾这样写到:“鸦片战役后,志士……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13]从“经世致用”的更法主张到“变法自强”的洋务运动、从“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到“救亡图存”的政治革命、从“自强保种”的进化主义到“劳农专政”的社会主义、从“革陈启新”的文化革命到“破旧立新”的社会革命,都是近代以来为中华民族谋求出路的先进分子以自己阶级所能达到的高度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其间贯穿的一个共同信念就是以“求变”迫切改变生存境况、以“求变”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尽管“如何变”的主张“殊道”,但解决民族危机、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同归”。余英时先生还认为,“杜威的试验主义通过胡适的中国化的诠释之后,这种‘改造世界’的性格表现得更为突出。……杜威和马克思之间有许多根本的分歧,但在‘改变世界’这一点上(包括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们的思想是属于同一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继实用主义之后炫惑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也是基本原因之一。”[14]

  正因为近代以来寻求变革的迫切需要,在启蒙思想家谭嗣同、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的努力下,墨家这个本来在历史上已经灭绝的学派又重新复燃,忽然火爆起来,成为热门。[15]也正是因为“求变”思维的契合,中国思想界在五四时期将社会主义与墨家思想等同起来,而把“孔孟儒学”作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因此,若从思想渊源上说,一切有关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有关的问题又回到墨家学说身上。[16]所以,“求变”思维是近代中国进步人士心照不宣的共识,顺应以变治变的时代需要,符合思变求变的民族愿望。

  海外著名比较哲学专家安乐哲先生认为在传统中国的思维路径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的界面,他自己称之为“互系”思维、田辰山先生概括为“通变”思维无疑就是这一共生的交互界面。田辰山先生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中国传统的“通变”思维植入马克思辩证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成为被中国人所广泛接受的思维模式。[17]显然,马克思主义是在“求变”思维框架下才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新生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创新生成过程同时也就是中国人理解、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二、中国共产党整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求变”思维并在实践中成功地实现了与下层民众的思维同构

  综上所述,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中“求变”思维的契合而不是其他。如果进一步追问:“求变”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自强图存从一开始就秉承的基本思维模式,中国语境下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代、同场域的其他“主义”或“思潮”为什么就不能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求变”思维耦合创新呢?我们的回答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秉承“弱者逻辑”,整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求变”思维并在实践中成功地实现了与下层民众的思维同构,而其他“主义”或“思潮”虽也“求变”,但未曾“说服”群众和“掌握”群众。

  “五四”时期,各色各样的“主义”蜂拥而入中国,[18]堪称“主义时代”。从总体上说,该时期“主义”的演变和发展可以用“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三分模式来解释。自由主义以早期的严复和后期的胡适为代表,激进主义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保守主义以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康梁等的政治保守主义为代表。自由主义者主要从启蒙的角度思考近代中国问题,但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迫切问题面前,他们的思想虽成体系且极大地影响了上层知识分子,但是严重脱离群众和群众运动, [19]鲜有的政治主张也不合中国国情,因为那时候“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20]保守主义者主要是借助传统文化和权威政治整合社会秩序来克服由于文化断裂、政治断层而出现“新者未立、旧者已亡”的社会脱序与政治危机。但在现实中,由于“害怕群众运动比害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改良派思想家们便完全投入了反动派的阵营[21] “托古”被政治利用,强人政治成为复辟闹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但由于“平均地权”与农民群众是脱离和隔绝的,它的重点是城市土地的地位问题,而不是具有迫切意义的广大农村的土地问题。[22]加之革命主体是留学生、新学知识分子、城市会党和新军等,所以,理想中的主义“没能够在农民群众中找到实践它的物质力量,因此它丝毫不能动员农民群众”[23]总之,“三民主义”由于本身的局限性以及被政治遗老歪曲改造利用和孙中山过早离世等原因,也没有和底层群众发生实质性联系。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则是另一番情景。中国早期先进分子主要是通过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来接受、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农专政”、“阶级斗争”、“革命的社会主义”、“劳农主义”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初表达。中国“求变”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解读和改造性宣传[24]在于服务社会需要的使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实用理性和迫切改变现实的集体意识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参与革命的过程中不仅认识到城市武装暴动不能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而且还逐渐摸索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点的实践支撑点,那就是:“到农村去,到农民群众中去”。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弱者的逻辑”。在中国,“弱者的逻辑”主要体现在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而且经受“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三种剥削,其困苦达于极点,自求解放之心,十分迫切。”[25]李大钊是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站在下层劳动人民的立场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继李大钊之后,毛泽东比较早地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的农村社会,同时用中国农村和农民的阶级状况诠释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从思维方式来说,西方的传统思维模式是“线性因果思维”,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是“阴阳关联思维”,[26]也有的学者称之为以空间为本位的因果思维和以时间为本位的关系思维。[27]中国历史上的地主和农民在封建社会结构中虽有阶级分殊,但却以相同的模式在推动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式的发展:以暴易暴,以一个封建专制制度代替另一个封建专制制度。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作用的结果,即历时性阴阳关系思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在实现对西方传统思维超越的同时还很大程度上保留和利用“线性因果思维”来分析阶级斗争及其相关问题。探究东西方思维差异的经典之作《思维的版图》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传统的农民具有更强的场依存性,比较倾向于进行情境归因分析。[28]田辰山也先生认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艾思奇、毛泽东等从中国传统思维的角度对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了解读,使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被中国人所接受而一举成为风靡社会的思维模式。[29]所谓“中国化”的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吸收和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维习惯而形成的“共时性的因果关系思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语境下特别注重分析农民生活的现实环境,同时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隐含的西方因果思维,对中国的农村社会进行了因果归因的分析,这一思维过程中经历了“中国化”的模式转换。

  在中国革命的话语体系中,阶级斗争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而是革命阶级、朋友阶级和敌人阶级[30]的分殊。在农村,革命阶级就是广大的贫民阶级,“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31]有道是“越穷越革命”。中国革命的任务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反帝反封建,在农村,“农民打倒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 [32]因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33]马克思、恩格斯号召革命同志到工人群众中去,毛泽东则号召革命同志到乡村去,“穿起粗布衣……了解农民的要求”,[34]“和他们变成一体”,[35]帮助农民提高觉悟,让农民认清他们是封建社会结构中的“被剥削者”和“受苦人”。逻辑归罪就是这种思维的运作模式。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通过重新定义和逻辑归罪等策略,成功地将乡村社会纳入以阶级身份(敌/我)为核心的阶级话语的轨道,[36]逐步引导农民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彻底改变当前的生存境遇。事实上,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以“土地”为中心内容的“农村大变动”一直贯穿始终。正如毛泽东所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37]自然地,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和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成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口和动力源。

  《大公报》曾这样描述陕北民情:“由于交通之阻塞,政治之黑暗,教育之落后,人民生计之困难,陕北甘东接境地区之农民,已养成一种反对政府的心理。”[38]这就是中国革命之所以会走出一条延安道路的现实逻辑。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田地甚少或者交纳过高田租的农民更为革命。但是,区别中国革命与以前那些革命的并不是农民的行为而是知识分子的行为。[39]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40]在中国的革命叙事中,中国共产党秉承“弱者逻辑”,用“受苦人”作为历史主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话语转换,唤起了广大农民阶级的革命斗志并产生了“迫切改变现实”的思想共鸣,实践中代表底层民众并不断取得他们对党的政治活动的信任,同时把农民造反、打击地主与民主革命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政治宣传和革命动员中塑造“受苦的阶级”的形象并使革命日常化、生活化,从根本上来说构筑起了革命意志与下层人民的“求变”思维同构,所以,“求变”思维不仅发生而且还发展为迫切改变生存现状的强烈冲动和革命行动。

三、发生学意义上“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 首先是思想变革

  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中国人选择共产主义首先是在政治上致力于马列主义革命运动,过了很久以后,才在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41]显然,这样的认识有悖于中国的实际。事实上,中国农民没有“思想转变”绝不会参与“实际运动”。列宁就认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农村和农民是“非常闭塞,消极被动,没有知识,对政治漠不关心”。[42]然而,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热衷于学习西方思潮,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寻求出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形成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先是经由日本、法国途径的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成立前后主要是经由俄国途径的政治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中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现实描述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根本的学说和基本概念,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得到大批知识青年的接受和信仰后,便逐步与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是知识分子建立的政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注重分析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有机联系。毛泽东曾指出:“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43]这个传统成为中国共产党连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农民的一条红线,是解释“中国广大民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普通民众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语境下的选择性解读和“再传播”的“并非系统、全面和科学的”[44]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所以,革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必定是由中国革命者所理解和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话语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里,我们重点分析的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是莫里斯·迈斯纳所认为的路径。

  发生学意义上“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 首先是思想变革,长时段内则表现为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寓于实践的革命运动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逐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理解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5]这句话对于中国革命的真实含义,其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就是要用理论武装群众、掌握群众。

  首先,用阶级理论分析群众的社会构成,激发阶级意识。中国传统社会构架下的农民,宗法观念和血族意识根深蒂固,再加上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大革命时期农民参与革命运动并不是出于“阶级”的身份和目的使然。鉴于此,毛泽东在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宗明义强调:“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46]土地革命开始后更加注重用阶级方法分析农村的社会构成。1933年,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依据土地和劳动两大标准将农村阶级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在中国共产党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划成分”成为塑造农民“阶级身份”的主要手段。农民获得阶级身份的实质就是把农民的个体化存在转变为群体化存在。“划成分”既是政治意识的外部嵌入,同时也是阶级身份的自我认同;既构筑了同类阶级,又区别了异类阶级,即所谓的“天下地主一个妈,天下穷人是一家”。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自觉的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47]因此,阶级身份确立和自我认同的根本标志就是阶级意识的激发和确立。中国共产党用无产阶级革命意识教育农民和以农民为主的革命军队,促使农民群众的阶级意识实现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定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粮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革命群众要通过“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甚至必要时采取“强迫”[48]教育来提高和纯化无产阶级意识。

  其次,用革命策略强化群众的革命意识,激发革命行动。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不仅认识到农民深受剥削却鲜有反抗,更重要的是认识到要将农村“阶级化”的社会力量变成现实的革命力量还必须用革命策略强化群众的革命意识,激发革命行动。从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立足农村现实,采取诸如创办学校和报刊、张贴红色标语口号、组织群众大会、举办干部培训班、成立宣传队、创办根据地文化社团、开展立功会和诉苦会等策略启发和强化农民的阶级革命意识。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正清提出“刺激—反应”模式来研究中国问题。如果不就中国的宏大叙事而就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机制而言,这个模式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思维意识层面中国人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于中国革命话语中的马克思主义结合现实运动刺激甚至是反复刺激革命群众的心理和情感,逐步消除几千年来形成的奴化和宿命心理,激发起他们的思想骚动与利益期许,造成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反应;而其他主义的现实载体不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鲜有刺激自然就无反应。这一作用模式可用土改时期的“诉苦运动”作为例证。“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就叫做‘诉苦’。”[49] “诉苦运动”在本质上就是“受苦人”的“翻心”实践,[50]整个过程以“苦”为中心话语,贯穿问苦、引苦、访苦等“知苦环节”,吐苦水、倒怨恨等“诉苦环节”以及挖苦根、算总账等“解苦环节”。“有苦就是理”在实际运作中环环紧扣,层层剥离传统观念中的“命”,对底层民众的传统观念和现实生活不断产生冲击。现实生活中农民一旦意识到自己正在受苦,而且还认识到能够通过想办法来改变自己的处境,革命就会一触即发。从革命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旦受到某种持续的刺激,大众的情感强度就会像不受控制的惯性运动一样,不断攀升。[51]革命中在情感惯性的作用下,农民作为阶级的集体身份不断得到强化,革命意识不断得到激发,思想革命催动下的物质革命就会以巨大的社会能量迸发出来,所谓“苦根不挖,诉苦白搭”,“挖的不深不净,哭瞎眼睛无用”。一句话,中国革命既是“发生”的,更是“发动”的, [52]“发动”就是要将“翻心”实践和“翻身”实践贯通于中国革命的现实逻辑之中。

  发生学意义上“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 首先是思想变革,主要指的是中国底层民众在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教育的过程中能够普遍认同中国革命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不断转变思想并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革命运动和斗争实践。这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维传统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早在1917年就写到:“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53]建国后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说:列宁说过,唯物主义最“唯心”。这就是说,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比唯心主义者更重视精神的力量和作用。所以,革命时期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54]可见,中国革命始终贯穿的思维逻辑在中国底层民众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层面清晰地反映出来,这正是毛泽东后来所讲的这个思路: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四、“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所提供的逻辑验证

  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为本文的基本观点提供了逻辑验证。从文化导向来看,中国共产党融合墨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创造了一种兼具中国民族特色的革命文化形式。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劳农专政”的学说,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5]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学习的目的在于“为国人开一条新路”。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儒长“学而优则仕”,墨则“均贫富等贵贱”,儒守“礼乐”,墨反“贫民”,儒喜“执中”,墨好“变革”,儒崇“差等爱”,墨尚“兼相爱”。总之,对于儒、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理论本性上,儒家是执政文化,墨家乃革命文化,墨家与马克思主义类同;出身和社会立场上,孔子是“圣人之后”,墨子似乎是一劳工,[56]墨子与马克思类同;社会功能上,孔子是传统制度的维护者,墨子是新社会秩序的追求者,墨家与马克思主义类同;反权势的倾向上,儒家较温和,是右派,墨家较激烈,是左派,[57]墨家与马克思主义类同;社会秩序的态度上,儒家维护等级秩序,墨家反对等级秩序,墨家与马克思主义类同。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陈独秀、蔡和森、邓中夏等党的早期领导人,是非常重视借鉴墨家思想的。[58]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59]墨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农民阶级的政治学说与革命导向的文化形式,毛泽东从历史的高度把握农民革命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与他从理论的高度把握墨家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进步意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直到延安时期毛泽东仍然坚持认为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认为抗日的革命文化就是农民的革命主义。在革命语境中,中国共产党以农民革命为主轴把墨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既能“教育、武装和掌握农民”、又能引导农民革命取得胜利的革命文化形式。另外,从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也可以反映出墨家的“苦行教”[60]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对于中国革命文化的影响作用。可见,不论是思想融合还是实践借鉴,中国革命文化形成的深层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墨家思想的融合而不是其他。

  从现实运动来看,中国共产党把“求变”思维植入农村社会,领导了一场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民主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艾思奇曾经说过,党在革命时期的政治任务,一种是宣传和教育任务,一种是组织任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农民内有封建剥削、外有殖民掠夺,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但是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农民只有在先进阶级的领导下才会焕发出作为群体的政治意识与革命意识。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作过经典论述:中国革命“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革命中大量的农村调查显示,农民深知“苦感”但不知“苦源”。因而,农民阶级觉悟产生的根源并不只是剥削,它还来自广泛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而生成的集体自我意识与情绪爆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形式教育农民,其目的就在于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武装农民,启发阶级觉悟、激发阶级意识、强化革命意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由相同的社会地位、相似的态度和价值观的个人组成的群体,在相似的情景中很容易发生相互的情绪感染,一个人的情绪可以引起他人相对应的情绪的发生,而他人的情绪又反过来加剧了这个人原有的情绪,反复震荡,循环反应,甚至激起强烈的情绪爆发。”[61]中国共产党通过扎实有效的教育和宣传工作把类似“一家富贵百家怨”这种潜藏在农民心底的、极具爆发力的社会矛盾和革命潜力充分挖掘了出来,把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作为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用革命的办法领导农民运动,造成空前的农村大变革。

  但是,中国传统农民和农村社会“一盘散沙”,中国革命必须把党的宣传教育任务和组织任务紧密结合起来。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为落实党的组织任务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此后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基本上都是围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展开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坚持认为“民族的抗日战争实质上是农民的革命战争”,[62]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行动,先后于1946年发出“五四指示”、于1947年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以支援解放战争。可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农民为主的革命军队,深入到广大农村地区,广泛开展以土地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这是由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现实矛盾决定的。但中国革命是一组反差强烈的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是几乎不识字或很少识字、许多人甚至连县城也没有去过的农民大众,另一方面则是由共产主义精英所倡导的宏大意识形态和改造社会的巨大工程。[63]简言之,是革命意志和革命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就革命意志而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就革命力量而言,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64]二者统摄于中国革命“彻底变革社会秩序”的基本要求。革命中这一基本要求在中国共产党和农民的思维层面上内化为“求变”思维,在现实层面上外化为土地所有权的变更。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既是资源、更是权力,农民获得土地就意味着地主失去土地,通过土地所有权的变更,农民不仅获得了经济收益和物质回报,而且还获得了新社会结构所赋予的权力和社会地位;土地对于共产党来说既是权力、更是资源,农民获得土地意味着共产党的政治权力成功地嵌入了农村社会,同时共产党也获得了来自广大农民参与和支持革命政权、巩固和捍卫革命成果的巨大社会资源。植根土地,中国共产党顺应广大农民“穷则思变”的心理,思变求变、以变治变,领导人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革命实践诠释了“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近代中国革命“成也土地、败也土地”,因此,范文澜先生曾把争夺土地的斗争看作是“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

五、结术语

  上文从驳-立-论-证四个步骤对“中国人为什么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发生学的考察,得出基本结论:“求变”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契合点,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能与人民群众产生思想共鸣关键在于党悉心倾听了旧中国底层人民发出的“求变”声音,把解决人民群众最直接、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作为根本出发点,实现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当前这个结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夯实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力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其次,“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诠释了“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的真正内涵,当前建设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保持党和人们群众的血肉联系,推进马克思主义现代执政党建设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再次,“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昭示了“求变”思维贯彻到21世纪的战略实践中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制度保证。最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明确了文化复兴和理论创新的努力方向,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21世纪中华民族要站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高度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正本清源把握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应对“世界不确定性”发展走向的挑战,反思现实境遇增强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返本开新推动文明转型和提升中华民族具有全球视野的文化形式,坚定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为民族复兴大业提供理论指引、为世界转型发展提供公共产品。

    

注释:

  [1][1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页, 第2页。

  [2]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李朝阳《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考》,载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方克立《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唐昌黎《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载于《人文杂志》1995年第2期;蔡方鹿《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处及其在当代新文化中的位置》,载于《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3页。

  [5]《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6]张曙光《现代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与“孔夫子”——兼论传统的人文维度及其意义》,载于《哲学研究》2010年第2期。

  [7]参见郑林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新论》,载于《党的文献》2010年第2期。

  [8]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05页。

  [9][17][29]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杨金海、安乐哲为本书所作的序言,第2页。

  [10][11][56][57][60]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3页, 第101页,第101页,第103页,第103页。

  [1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

  [14]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61页。

  [15][26]祝和军《读国学 用国学》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364页,第16页。

  [16]刘桂生《晚清“墨学复兴”与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载于《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4期。

  [18]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9页。

  [19][22][23]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7页,第351页,第354页。

  [20] [美]杰罗姆?格里德尔《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8页。

  [21]胡绳武,金冲及《关于梁启超的评价问题》,载于《学术月刊》1960年第2期;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88页。

  [24]参见黎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维审思》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8-60页;王刚《论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林霞《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选择性传播》,载于《学术论坛》2010年第10期;王海军《试论中国历史语境下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载于《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6期。

  [25]《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27]王南湜《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意蕴析论》,载于《新华文摘》2012年第3期。

  [28] [美]理查德?尼斯贝特《思维的版图》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1页。

  [30][31][32][33][46][4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第21页,第22页,第4页,第3页,第296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35][43][59][6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6页,第605页,第625页,第692页。

  [36]李里峰《土地改革与村社话语空间的重塑》,载于《长白学刊》2007年第4期。

  [37] [美]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

  [38]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转引自张孝芳《革命与动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39] [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277页。

  [4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

  [41] [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42]列宁《中国各党派的斗争》,载于《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

  [44]黎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维审思》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45]《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

  [47][61]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328页,第327页。

  [49]陈北鸥《人民学习辞典》广益书局1952年版第331页。

  [50]李放春《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载于《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

  [51] [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译序第4页。

  [52]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第4页。

  [53]《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54]《毛泽东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5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58]郑林华《毛泽东和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与墨家思想略论》,载于《党的文献》2009年第3期。

  [63]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的形成机制》,载于《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6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2页。